寻访迷失的疏勒城
耿恭与疏勒城，我知道得颇早。1968年在新疆巴里坤的军马场作“牧马人”，我行囊中就有一部《后汉书选注》，其中耿恭与疏勒城，是我反复阅读的篇章。“义重于生”的往事，使我在天山的风雪严寒中，感受到了炽热的激情。1979年，我读到一篇文章，提出奇台县半截沟乡的残破古城——石城子，就是耿恭死守的疏勒城。文章作者，是薛宗正先生。那时，我在乌鲁木齐的一个煤矿知青办（团委）工作，我们煤矿的知青点就在离奇台不远的阜康县，我得定期去看望。于是，借慰问知青，我“公私兼顾”，到奇台县半截沟乡访古。近30年前的初次寻访，没有留下多少记忆。到了石城子，我颇感兴奋，可眼前那不到一米高的残破石 墙，与气壮河山的历史往事怎么也重合不到一起。从那时开始，耿恭与疏勒城始终隐现在我面前的地平线上，直到2007年4月。
2007年4月，我应邀参加了昌吉回族自治州历史文化研讨会。接到邀请的同时，我们正在计划就新疆的绿洲文明作全新的考察研究。为此，曾列出了新疆研究的10个新的关注点，其中4个在昌吉州境内，疏勒城名列前茅。历史文化研讨会后，与州宣传部干部同行，我们前往北塔山、奇台半截沟乡、吉木萨尔高台寺做实地考察。关于北塔山之行，主要内容我已经写进《北塔山六十年》一文。往返穿越将军戈壁的途中，我徘徊在绿洲与游牧两种文明之间。一踏上前往半截沟乡的路途，就进入了全新的状态。与以往不同，这次是从正北的北塔山，跨越了历史的时空直接来到天山脚下的半截沟乡古城，这种印象，就如同一架在半空盘旋的飞机，径自“空降”在港湾。直降，削平了观察者的间隔感。我们的车停在半截沟乡的一个自然村（麻沟梁）的山坡上，乡里的王书记指着一条隐约可见的石梁，说：那就是石城子了。重返石城子——疏勒城，1979年的第一印象已荡然无存。我沉默不语，但一步不停地“丈量”这记录着历史往事的古城。
古城位于一个高岗，背负天山北坡，面对北方的旷野。东侧是一道深涧，涧水清澈。北边，留有近百米城墙遗址，城墙环抱之下，有一处挖井的残迹。环绕四周的是刚刚从冬眠苏醒过来的丰饶农田，如同中原的梯田，遍布山梁，又不同于梯田，完全依起伏的地形分布，没有人为安排的等级。一处处农家院落，就错落在一个个山坳，见不到内地农区春耕即将来临的紧迫气氛，却已经领略了丰稔收获的放松感。我恍惚看到，某个农家院落走出一位身着胡服的少妇，她不但为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望战士带来了希望，还为那义重于生的将军奉上了可以融化冰雪的暖意。北方，一望可及的是遍布松柏的天山山前地带，与我当年放牧的松树塘一模一样。而云遮雾绕的冰峰，尚未化冻的河流，成了古城的远景。我站在危如累卵的东侧城墙，仿佛听到义薄云天的范羌在山涧的另一侧振臂高呼：“我是范羌，来接你们回家！”
《后汉书·耿恭传》我早就可以背诵，但我确实是第一次读出了始终储存在史传精炼简洁文字之间的丰富细节与永不磨灭的情感。英雄与美人另一个意义上的互相拥有，面对生死义无反顾的抉择，追随者对道义与责任的认定，始终与雪峰并存。最美妙、最难得、最完整、最纯粹的瞬间，伴随艰难困苦、患难与共、九死一生、临危不惧，共生在这春耕刚罢的山野间。耿恭的坚守，是为了保障天山南北的绿洲不受战火焚烧，是为丝路通畅无阻。
这是我在新疆仅见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历史文化遗存完美结合的地点。美，不只表现在山水之间，情感，不只洋溢在欢乐的人群里。历史往事与历史人物，成为我思我行的一部分。在这里，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这就是耿恭的疏勒城。”《后汉书》生动描述的就是这里发生过的往事。
这当然是耿恭的疏勒城。
从宏观来说，与金蒲城相比，耿恭的疏勒城要更接近柳中城。它必定位于匈奴骑兵南下的关键位置（“当匈奴之冲”）。北塔山的考察使我受益匪浅，自古以来，那就是游牧民族南下，进入（侵扰）农耕区域的通道。而疏勒是自北塔山东行、西进、南下的必经之地，这正是匈奴与耿恭都不能舍弃疏勒的理由。
从微观（依据《后汉书·耿恭传》的具体记述）来说，耿恭的疏勒城建立在山坡（绝不可能在平地），十五丈深的井是在山上挖掘的，城的一侧有一道深涧，既是古城屏障（坚实的城墙），也曾是古城依托（饮水之源）。它的北城墙是关键的防御点，因为敌人（骑兵）只能来自北方。
另外，更直观的是，这里有丰厚的汉文化遗存。不但遍地秦砖汉瓦，而且绿洲的作用与位置，几千年来从未改变。奇台博物馆馆藏的麻沟梁文物，已经能说明一切了。那些精致的汉代瓦当，特别是巨大的铲形瓦，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
从1972年薛宗正与徐文治先生实地考察后提出这就是汉代的疏勒古城开始，一直有不同意见。但我相信，只要手执《后汉书》亲临其境，不同意见就足以化解干净。这里——奇台县半截沟乡麻沟梁村的石城子——就是丝路通畅与否的症结，绿洲能否延续的屏障。
